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之后，着手领导开展政治建设、土地革命、扩红运动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一、政治建设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湘鄂川黔省委十分重视政权建设。省委一成立，就要求各地立即从发动群众、分发地主粮食财产斗争中，建立县、区、乡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到1935年春，先后成立了永保、郭亮、桑植、龙山、大庸、慈利、石门、宣恩、慈桑等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权。据统计，根据地共建立了9个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51个区苏维埃政权，23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省革委会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套组织系统，其直属机构包括土地委员会、劳动部、没收委员会、财政部、粮食部、肃反委员会、秘书处、省保卫局。各级地方党组织建立后，着手大力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1934年12月下旬至1935年3月，桑植县党员由50名发展到500多名，永保县（旧县名，湘鄂川黔苏区设。1934年由湖南省永顺县东南部与保靖县三个乡析置，以两县首字为名。1935年撤销，仍归各县）由几十名发展到300多名，大庸县发展了100多名，郭亮县（旧县名，湘鄂川黔苏区设。1934年由湖南省永顺县永顺河以西地区析置，以纪念牺牲的郭亮烈士得名。1935年撤销，仍并入永顺县）发展了60多名。为保障党对革命战争和各项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省委重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员教育，举办各种形式的党员培训班，开办党校和红军学校，培养党员干部。1934年12月，省委在永顺塔卧先后创办党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为根据地和红军培养了上千名优秀党员。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办政治常识班，明确规定了党员平时政治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二、军队建设与“扩红”运动
湘鄂川黔省委高度重视军队党的建设。从1931年起，夏曦执行左倾错误，在军队实行“清党”和肃反，红二军团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的边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部队中的党、团员只有213名，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两军会师后决定首先恢复和健全军队党组织及政治机关，先后从红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有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充实红二军团师团政治机关，成立连队党支部。这些同志认真落实省委的有关指示，把原来被无端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送到军政干部训练队学习后，重新担任各级军政干部。通过大力恢复和健全红军党组织，形成营以上有党委，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的组织格局。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有党员2300多人，团员1800余人，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重新确立了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为保卫根据地安全、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积极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动员城乡工农青年参军，壮大红军队伍。通过开展“扩红”运动和土地革命，使得淳朴的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红军数量明显增加。据资料记载，1935年1月到10月，各地“扩红”数量是：郭亮县4000余人，永保县6000余人，龙山、来凤、宣恩、咸丰共3000人，慈利2000余人。到1935年底，红二、六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7000多人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主力红军之一。不仅是正规军数量有了增加，省委重视地方武装建设，适当地发展当地的游击队、赤卫队、独立营和独立团，以配合红军的行动。永保、郭亮、大庸、桑植、龙山等地有游击大队（支队）36支，游击分队、中队200多支，共计1万多人。至于赤卫队的人数，永保县约6.5万人，郭亮县约1.5万人，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在发展游击战争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土地革命运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开展土地革命之前，绝大部分土地归少数地主豪绅所有，以永顺、龙山、桑植、大庸等县为例，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山林归不足全部人口十分之一的地主、富农所有，农民除了交租，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土地革命。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迅速领导和开展了土地革命，省委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的主要条件，是目前工作中心一环。1934年12月1日，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先后颁布《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分田工作大纲》《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详细规定土地没收范围、分配原则和方法、土地买卖继承等内容，为土地革命作了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指导和政治、思想上的动员。省委还召开会议专门部署土地革命，举办土地改革培训班，组织土改工作队深入各县区乡村发动贫苦群众。各地的土改分田步骤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县里举办培训班；成立县、区、乡土地委员会；对土豪调查摸底，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焚烧地契、议田到人；插排分田，发土地证。在根据地中心区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广泛开展起来，在各个乡成立了贫农团，具体领导群众划分阶级成分、丈量土地、插排分田。湘鄂川黔省委吸取了以往土地革命的教训，对一些具体政策进行了修正和创新：只没收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其房屋、财产；道士、和尚、牧师等人同样分配土地；对地主家属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据统计，仅大庸、永顺、桑植、龙山四县就有近15万人获得土地。分得土地的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坚决拥护苏维埃，积极参军参战，仅大庸县郑家坪乡就有900多人参加红军。
四、经济建设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同其他苏区根据地一样，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但苏区的党和苏维埃政府仍然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建设。1935年2月，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具体规定了财经政策。根据《布告》精神，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中，提出了筹集革命战争经费、收集粮食、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的具体办法，各县贯彻落实省委的指示，效果较好。例如在筹集战争经费方面，到1935年底，仅红二军团就有军费21.52万银元，仅大庸县就从工商户中筹得军费3.5万银元。在统一财政方面，建立健全各级财政机关，实行预决算制度，乡区一级筹得的现金全部上交，县一级只留少量现金，其余的全部集中到省革委会财政部，统一支配。省委建立健全财政监督组织。红军师以上单位设立审计委员会，负责部队的经费预算、决算、财务账目方面的审查工作。在反对贪污浪费方面，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严格执行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坚决查处。郭亮县龙家寨破获一起重大贪污案，处决了贪污分子原中共龙家寨区区委书记肖恢先。同时，省委、省革委还着手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商贸、工业、稳定物价等方面的工作，收到了积极效果。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第一号《布告》明确规定：“商人可以营业自由，红军绝不干涉和没收，但必须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在税收方面，按照工商业资本的大小，只征收统一的累进税，工商业者吃了定心丸，敢于大胆经营。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比较开放的政策，允许群众到敌占区买卖货物，也鼓励敌占区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以此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稳定物价方面，对日常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和降价，打击了投机奸商，保护了群众切身利益。在工业方面，创办工厂，解决军用物资需求。在永顺县塔卧创办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修械厂，可以修理枪支，制造子弹、手榴弹、炸药等。在大庸成立缝纫工人连，赶制了大批冬装，基本上解决了部队的需求。
五、文化建设
在艰难的外部条件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川黔省委在深入批判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不断加强了对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各级文化宣传单位。1934年6月10日，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县枫香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三军中党团组织与政治机关，成立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宣传队，派干部专员做地方工作。会后，红三军和各师组建了宣传队，配备三四百名干部深入苏区，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并开办了红军大学（亦名干部大队）。同时决定建立党校，创办党报，举办各种训练班，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加紧宣传鼓动。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每部署一项中心工作，都同时部署革命文化工作。省委、省军区政治部1934年12月22日在《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中要求：“立即开始上政治课”“列宁室工作（如识字运动、墙报、文化娱乐工作）必须立即建立起来。”为广泛动员苏区军民参加反“围剿”斗争和扩大红军队伍，省委要求各地除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外，“县、区一级应组织战争动员的宣传队，根据省委关于战争动员的宣传宣言标语，到各乡各村各屋坊中去，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利用发传单、写标语、演新剧、唱歌曲，来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宣传”。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的这些指示、决定，指明了文化工作的任务与方法，极大地推动了苏区革命文化工作的开展。同时，红军积极通过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和妇女、青年、赤少队等组织，开展各种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热情歌颂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歌唱革命斗争的胜利。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重视根据地教育工作。省、县革委会设有教育部，区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提升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一些区、乡先后办起了工农群众自己的学校——列宁小学和红军学校。根据地卫生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1935年12月，红军在郭亮县龙家寨创办了一所医院，包括工作人员300多人，伤病员最多时4000多人。
恩施州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