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国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进行了深刻阐述。这一阐述融通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高屋建瓴，宏阔深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恩施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恩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既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更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性。
从连续性来看，恩施文化传承从未间断。恩施文化是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体，并在充分吸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恩施文化真正有文献记载的传承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廪君传说，最先见于先秦典籍《世本》，直至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所灭，这是恩施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秦汉魏晋时期，巴国遗民与本地溪峒土著居民融合，具有溪峒特征的廪君巴文化持续发展。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施州设立，朝廷开始对这片土地实行直接统治，土著居民的国家认同日益增强，标志着恩施文化逐步从支流汇入主流，此后历经千余年，恩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从创新性来看，恩施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从恩施现有的文化遗存来看，恩施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而是自古以来都有新的文化成果涌现。目前全州有州级以上重点文保单位133处、非遗项目232项，还有大量的文献典籍，以及尚未纳入保护体系的文化形态。唐宋时期，朝廷在恩施实行羁縻政策，委任当地首领为羁縻州郡的刺史、知州，土家族、苗族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民族意识增强，文化发展更加自觉，竹枝词、摆手舞等民间文化开始流行。进入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朝廷推行的主流文化与本地民族文化结合更加紧密，各地土司积极学习汉文化，土（家）苗文化也不断借用汉语汉字丰富表现形式，留下了很多故事、传说、歌舞等文化形态。
从统一性来看，恩施文化家国情怀浓厚。随着恩施文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恩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每逢危急关头，都自觉与国家站在一起，捍卫国家统一。在土司统治时期，朝廷征调平叛时，施州各土司积极派兵参战。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朝廷派兵讨伐，施州土司踊跃参战，其中施南土司派兵3000人、容美土司派兵2000人，1600年平叛战争取得胜利，上了立功榜的施州土司有10多个。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年间，容美土司田世爵、田九霄父子率领上万士兵赴东南沿海地区抗击倭寇，英勇战斗，战绩卓著，浙直总督胡宗宪赞曰：“容美精兵悍甲诸部，万里从征朝气正锐。”在讨伐安南、征战辽东等战役中，都有施州土司率兵参战。在鸦片战争中，鹤峰籍爱国将领陈连升被林则徐选调，多次指挥官兵打退英军进攻，在1841年1月保卫虎门沙角战役中，率炮台守军600多人浴血奋战，父子三人壮烈殉国。维护统一、保家卫国的理念已深刻融入恩施文化的基因，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都有突出表现。
从包容性来看，恩施文化融合多种文化。恩施虽然深居中国西南内陆，群山阻隔，但并不封闭。恩施既是川渝东出的门户，也是华中地区进入西南的重要通道。恩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汉族交流非常密切，历史上由于社会剧烈变迁造成的多次族群迁徙，恩施都是重要的迁徙通道和目的地，迁徙而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深刻改变了恩施文化的面貌，同时也不断融入本地土家族，成为土家族的一部分。总体来看，恩施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积极借鉴吸收周边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华主流文化的优秀成果，既保持了自身的特性，又呈现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气质。
从和平性来看，恩施文化崇尚和睦相处。恩施民风淳朴，百姓重情尚义、热情好客，无论是家人之间、邻里之间，还是对待外地客人，都坚持以礼相待、以和为贵、友好相处。恩施的歌舞、饮食和待客之道等文化民俗都体现了对客人的热情、尊重、礼貌。恩施文化的“和”“善”因子深深根植于民间，比如建始县茅田乡太和街村邱家大屋，十代人坚守“善”魂，以“善”为上，以“和”为贵，“上善太和”深入人心；宣恩县晓关侗族乡野椒园村张家侗寨建有“百忍堂”，编写了“百忍歌”和“张氏家训十二条”，两百多年来他们把“忍”作为和睦相处之道，故能家族兴盛、福荫子孙。
（作者单位：州委理论信息中心）